【記者范家豪／屏東報導】 2024年，司法院大法官以「有條件合憲」宣告死刑制度仍存在於法體系中。這是一個政治語言上的勝利，也是司法修辭上的平衡。因為死刑判決的門檻高到幾近不可能——必須是「最嚴重的罪行」，再加上「最嚴謹的程序保障」，甚至需合議庭法官一致裁決。實際上，這等於將死刑制度掛在牆上，卻幾乎不會再被啟用。
在這樣的背景下，法務部與藍營立委聯手拋出另一個方案：將無期徒刑劃為三級。第一級——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第二級——服刑四十年後才可假釋；第三級——維持現行二十五年可申請假釋。藍委吳宗憲甚至在記者會上高調宣布，司法委員會下週將審議此案。法務部立刻回應：「法務部也提修法版本，與立委版同一方向，甚至更嚴格，含犯殺人罪判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均不准假釋。可以討論。」
這一套「三級無期徒刑」設計，看似兩全其美：既安撫死刑存廢爭議，又滿足民眾「正義伸張」的情感需求。 但真相是，它既不是正義的勝利，也不是人權的進步，而是一場精心編排的「安撫秀」。它將最棘手、最高風險的問題，乾脆推進監獄大門，丟給基層矯正人員去承擔。
一、司法甩鍋：死刑「有條件合憲」的隱藏成本
死刑仍在，但幾乎不判。社會看似得到了正義的安慰劑，卻無人深思：那些本應判死，卻無法判死的受刑人，將何去何從？答案很清楚——被「重新命名」為第一級無期徒刑者，終身關在監獄裡。
他們沒有明天，也沒有希望。社會以為自己「保留了死刑」，但實際上，是把一群高度暴力、反社會人格的犯人，交給矯正人員日復一日地看守。司法贏了政治平衡，輸了執行成本。最後的承擔者，不是法官，也不是立法者，而是八千名基層矯正人員。
二、藍委的「三級無期徒刑」：漂亮條文，殘酷現實
藍營提出的無期徒刑三級制，第一級不得假釋。這個設計聽起來像是「正義的凜然宣示」，但它更像一個政治標籤：用來告訴社會「我們對重大暴力犯罪零容忍」。
然而，這些犯下重罪的人，大多出於衝動、病態或極端情緒。對他們而言，死刑與無期徒刑，並沒有實質差別。於是，真正的問題不在威嚇效果，而在於監獄管理：這些「永不出獄的人」，暴力只會被壓縮在牆內，變成監獄隨時可能爆炸的定時炸彈。
國外把他們稱為「庫藏犯」，用單人獨居房、一日23小時隔離來消弭風險。但台灣強調人權，獨居不得超過15天，監獄舍房卻仍是多人收容，工場仍需運作。矯正人員沒有任何配套、沒有任何資源，卻要面對一群「絕望無明天的犯人」。這是正義？還是另一種殘酷？
三、監獄的「倉儲化」：司法制度的垃圾場
藍委口中的三級無期徒刑，實際上正在把監獄變成一個巨大的「倉儲庫」。這些不得假釋的受刑人，將從壯年被關到老年。癌症治療、失智照護、安寧病房——所有高齡化的照護成本，都會壓到矯正體系的肩上。
而教育、教化在這些「沒有希望的犯人」身上，已失去意義。監獄行刑法第一條寫著「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培養適應社會之能力」。然而，一個不可能重返社會的人，還有什麼改悔與向上的可能？這一切，只是讓監獄逐漸從司法機構，變成沒有一點資源、設施與人力的長照中心。監獄矯治處遇的目的遇到第一級無期徒刑完全走了樣，監獄成了不能教化犯的垃圾場。
四、誰在背後贏？誰在付出代價？
藍委高舉「正義大旗」，法務部巧妙附和。立法者贏得政治掌聲，法務部甩開死刑執行的爭議包袱，司法機關保持了國際人權形象。
輸家是誰？
是每天在高壓環境裡，面對最暴力、最絕望囚犯的基層矯正人員。
是被迫在「人權」與「安全」矛盾中，沒有任何話語權的監獄體系。
是未來必須承擔龐大長照、醫療成本的社會。
五、人權進步，不該以矯正沉淪為代價
社會需要明白，這場「三級無期徒刑」不是單純的刑法修正，而是一個政治性安撫方案。它犧牲的是真實的執行成本，把監獄當成司法制度的掩埋場，把基層矯正人員當成沉默的工具人。
如果立法者真要勇敢，就應該正視死刑的存廢問題，而不是用「不得假釋」來偷渡一個實質廢死的版本；如果法務部真要負責，就應該正視與評估矯正機構的經費、設施、安全、醫療、人力與配套是否皆已完全到位，而不是只用新聞稿回應「可以討論」。
實際上最大的問題是，未經任何的評估驟然修法，輕忽矯正機關當前面臨多重結構性困境：
經費不足，導致硬體設施老舊、更新遲滯；
編制人力長期短缺，使第一線人員超負荷運作；
同時，缺乏足以有效維持監所安全與秩序的司法警察權，僅能仰賴有限的行政管理手段。
此種「財源不足、設施落後、人力匱乏、權限受限」的現實，已使矯正工作承受極大壓力。如何面對第一級不得假釋受刑人，更有第二級要經過40年才得提報假釋受刑人。
我們真的能夠在短時間內蓋幾個大監獄來收容嗎？
人權的進步，不能以矯正的沉淪為代價。
否則，這場所謂「正義的勝利」，只會成為另一場政治口號下的沉默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