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游宏琦 高雄專題報導
面對居高不下的離婚率，立法院法制局近日發布研析報告，評估是否引進所謂的「離婚熟慮期間」（俗稱離婚冷靜期），規定夫妻即便已就離婚達成共識，仍須經過一至三個月等待期，才能完成離婚登記。相關構想一經提出，隨即在社會上引發正反討論。
支持者認為，制度有助於降低衝動離婚；反對者則質疑，強制等待是否真的能挽回婚姻，抑或反而延長衝突與風險。
對此，長期處理家事、刑事與民事案件的高雄律師張奕晨，從實務角度出發，對「離婚冷靜期」提出多層次的質疑。他認為，若制度設計僅以「降低離婚率」作為政策目標，恐怕忽略了婚姻關係早已破裂、甚至涉及安全風險的現實處境。
戲劇情節背後，映照的是制度困境
在訪談中，張奕晨並未急於援引法條，而是先談到近年影視作品中對婚姻的描寫。他指出，部分戲劇呈現出現代人選擇單身、重視生活品質的樣貌，反映「單身並非失敗，而是一種選擇」的社會轉變。
然而，另一些作品則呈現另一種現實：當角色已下定決心結束一段關係時，真正令人感到壓迫的，往往不是婚姻本身，而是離婚程序所帶來的漫長阻礙。
張奕晨認為，這類戲劇之所以引發共鳴，並非情緒渲染，而是因為貼近許多當事人的真實經驗。他指出：「對於已經反覆思考、確認關係無法修復的人而言，法律強制增加等待時間，未必能帶來冷靜，反而可能延長心理壓力與衝突。」
韓國經驗：程序變嚴謹，未必代表關係修復
在政策討論中，韓國常被視為離婚冷靜期的參考對象。韓國自2008年修正《民法》後，規定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須經三個月熟慮期，無子女者則為一個月。
張奕晨指出，從研究數據來看，制度確實讓協議離婚程序變得更嚴格，但也出現另一個現象：部分急於結束婚姻的當事人，為了避開等待期，反而轉向訴訟離婚，導致訴訟案件數量上升。
「原本可以好聚好散的關係，因為程序障礙，被迫進入對抗式訴訟，雙方必須在法庭上互相指控過失，結果往往是衝突升高、關係徹底破裂，」他指出，這樣的結果，是否符合制度希望『降低衝突』的初衷，值得政策制定者深思。
家暴與弱勢配偶，冷靜期的高風險盲區
從刑事案件與家事案件的交集觀察，張奕晨最為憂心的，是冷靜期制度對家暴受害者與弱勢一方可能帶來的風險。
他指出，實務上許多家暴屬於隱性暴力，受害者仍在蒐證、評估安全與資源的階段，若法律要求延後離婚生效，卻缺乏即時保護配套，反而可能增加人身與心理的不確定性。
他亦引述美國相關研究指出，當法律制度讓當事人不需對方同意即可結束婚姻時，部分社會指標反而出現改善，例如女性自殺率與伴侶殺害事件比例下降。張奕晨解釋，這背後反映的，是「退出權」本身所具有的保護效果。
「當弱勢一方知道自己隨時可以離開，這本身就是一種制衡力量；反之，如果制度讓施暴者確信對方短期內無法離開，風險反而可能升高。」
冷靜期內的財產與親權風險
除了人身安全，張奕晨也從法律結構角度，提醒冷靜期可能衍生的財產與子女照顧爭議。
他指出，婚姻在法律上本質是一種契約關係，若在關係尚未正式終止前，一方有心進行脫產、惡意舉債，或私自帶走子女，另一方往往難以及時防範。
在實務上，常見風險包括：
- 財產移轉或藏匿，導致後續剩餘財產分配困難；
- 惡意舉債，增加另一方清償壓力；
- 私自帶走子女，製造主要照顧者事實，影響未來親權判斷。
「如果制度只看到程序上的『冷靜』，卻忽略過渡期間的實質風險，反而可能製造更多後續糾紛，」張奕晨表示。
與其在出口設限，不如在入口把關
對於婚姻政策的整體方向，張奕晨認為，與其在離婚階段增加限制，不如將資源前移至婚前教育、關係諮商與風險評估機制，協助民眾在進入婚姻前，就能更清楚理解責任與可能風險。
他強調，法律制度的目的，不應只是讓程序變得更困難，而是要在尊重當事人選擇的前提下，降低衝突、保護安全，讓人真正有能力選擇是否繼續或結束一段關係。
制度的價值，不在數字，而在人
訪談最後，張奕晨指出，結婚與離婚本質上都應是追求幸福的選擇。制度若只追求離婚率下降的數字表現，卻忽略個別人生處境，恐怕背離法律原本應有的功能。
「法律存在的目的，不是綑綁人生，而是在關鍵時刻，讓人能夠做出相對自由且安全的選擇，」他說。
【受訪者簡歷】
張奕晨律師
現任和府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學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