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台中市長盧秀燕2026年1月8日宣布自115學年度起，台中市公立國中小的營養午餐全面免費，預估超過21萬名學生受惠，也讓她成為台中歷屆以來首位推動此政策的市長。盧市長表示，台中長期以來對教育的投資不遺餘力，教育預算佔總預算比例始終居六都之冠。隨著時代進步，營養午餐補助已是政府應承擔的整體教育責任，即便台中財政壓力沉重，她也不惜追加預算支應，懇請台中市議會大力支持。
近年來，國中小營養午餐補助政策已在台灣六個直轄市間形成高度政治共識。這類政策具有極高的正當性：它不僅能實質減輕家庭經濟負擔、確保學童健康，更被形塑為「投資下一代」的無爭議措施。這使得營養午餐成為地方政府最易推動、政治回報最高的福利擴張項目。
然而，當我們將這類措施置於台灣長期少子化與地方財政結構的框架下檢視，其隱藏的結構性風險便浮現出來。核心問題不在於「是否該提供福利」，而在於：面對學齡人口持續且不可逆的下滑，地方政府是否仍沿用台灣人口成長時代的邏輯配置資源，卻未能同步建立因應台灣人口縮減的治理調整機制。
不可逆轉的人口結構轉折
台灣六都的人口趨勢早已進入結構性轉折期。過去十年，台灣各地的國中小學齡人口呈現全面且持續的衰退，差異僅在於速度快慢：
1. 早期衰退與校舍整併常態化： 台北市是衰退最早、幅度最顯著的城市，校園整併與資源重新分配已成為常態。
2. 加速下滑的壓力： 新北、台中、桃園雖表面上維持較大基數，但近五年來的人口下降幅度顯著加速，財政壓力開始湧現。
3. 雙重壓力疊加： 台南與高雄則同時承受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結構性挑戰。
這組數據清晰地指向一個事實：台灣人口下滑並非短期波動，而是可預期、且難以逆轉的結構性轉變。真正的治理考驗，是政策與預算是否能隨之調整。
福利剛性與單位成本的飆升
台灣人口下降本身並非財政危機的直接原因，但若政策支出缺乏彈性，危機便會悄然形成。當學生人數減少，相關支出若仍被視為「只增不減」的福利項目，單位成本 (Cost per Student)自然會不斷攀升，對地方財政構成長期且無法迴避的壓力。營養午餐正是一個典型的「福利剛性」案例。
比較台灣六都營養午餐的年度支出結構，我們可以觀察到以下模式：
總額龐大的基數壓力： 新北市因學生基數最高，年度支出總額居冠。
高成本的縮減城市樣態： 台北市雖然支出總額相對不高，但由於學童基數大幅縮減，其單位成本相對偏高，明確展現出少子化城市的預算樣態。
預算擴張超過人口變動：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城市的年度支出成長幅度，已明顯高於學齡人口的變化，這表明預算擴張並非僅反映人數多寡，而是政治主動選擇的結果。
一旦政策被納入福利體系，就容易被視為不可逆的支出項目。儘管這短期內有助於民意與政治穩定，但長期來看，它鎖定了財政資源，使得預算調整的空間極度狹窄。
教育預算的結構性排擠效應
進一步從整體財政結構觀察，台灣六都的教育支出佔總預算的比率具有高度的結構性剛性，台灣多數城市將教育預算比率維持在三成五至四成之間，幾乎成為一條難以突破的政治紅線。
在台灣人口成長時期，這種配置具備合理性；但在台灣少子化時代，教育需求型態已經質變，預算結構卻未隨之調整，結果便是資源持續投入既有體系，而非回應新的社會風險。
當福利擴張（如午餐補助）透過「照顧下一代」的標籤獲得剛性支持時，它將加速教育預算內部的排擠效應。以台中市為例，其營養午餐相關預算呈現「階梯式上升」，即使在學齡人口下滑後仍未見修正。這種趨勢的代價是：
1. 壓縮高價值項目： 結構性排擠將壓縮師資精進、心理輔導、特殊教育資源及課後照顧…等更具結構性價值、且在少子化時代更為迫切的項目。
2. 財政決策的零和競逐： 善意政策彼此擠壓，形成內部資源的零和競爭，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下降。
成熟治理的調整機制缺失
營養午餐政策的初衷無疑正面，但它所暴露的，是台灣六都普遍面臨的治理考題：台灣人口變化高度一致，台灣各地的地方政府治理回應卻高度分歧，且普遍缺乏結構性調整機制。
無論城市選擇全面補助或部分補助，真正的治理缺失在於：台灣各地的地方政府未能公開說明這些福利政策是否會隨人口結構變化而調整？調整的原則是什麼？在什麼條件下，支出可以重新配置以適應新的需求？
當這些關鍵問題未被納入公開討論，台灣各地的地方政府政策便容易在財政壓力真正浮現時，成為最難以處理的政治包袱。任何調整都可能被簡化解讀為「不照顧孩子」，從而損害政策的長期永續性。
真正成熟的治理，絕不僅是持續加碼福利，而是必須建立一個能夠因應結構變化的制度設計。在少子化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若仍抱持成長時代的財政思維，最終只會讓善意政策導致資源僵固。真正的「投資下一代」，是確保公共資源能夠隨台灣人口與需求變化，穩定而有效率地長久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