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舍命案引起社會關注，多位法界人士與司法觀察團體指出，檢方在偵查與論告過程中，疑似忽視關鍵證人背後與王薀的利害衝突與虛構動機，導致偵查中立性遭受外界質疑。為維護司法公信力，法界呼籲承審法院應嚴格檢視證詞的客觀性，排除受私人恩怨影響的惡意陳述，並落實無罪推定與證據裁判原則。
無視證詞瑕疵，偵查中立性受質疑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檢察官對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然而，法界人士檢視王薀案卷證發現，檢方在偵查階段疑似過度採信具備嚴重利害衝突的秘密證人A1證詞。資料顯示，A1與被告王薀有長達十年的訴訟糾紛，其在偵查庭中曾將「學生中風」的病理事實，扭曲為「被毆打住院」。即便此項誤導遭查證屬實並改口，檢方仍一再引用該筆錄作為限制多名被告人身自由的依據。
秘密證人具關聯性，證據客觀性存疑
在一審論告階段，檢方以秘密證人A3的陳述作為論罪重心。但辯方與法界觀察指出，A3與A1具備長達十年的深厚交情，且多名證人（如A1、A3、A6）之間存在緊密聯繫與資訊互通。相關證人疑似在被告王薀身陷司法程序之際出面作證，其言論中「把人翻掉」帶有強烈的主觀情緒作為動機。檢方未依職權審酌這些證詞的獨立性與可信度，反將其視為論告核心，引發法界對於「同源偏見」的擔憂。
舉證責任倒置，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本案的另一項程序爭議在於舉證責任的偏移。檢方疑似將具有私仇背景的證詞、早年陳舊記憶與傳聞材料拼湊成指控框架，進而迫使被告必須提出大量卷證來逐一拆解虛構內容，以自證清白。法界強調，刑事審判的基礎應由國家承擔舉證責任，提出經得起交叉詰問的穩固物證。若容許繞過客觀物理證據，僅憑具報復動機的證人證詞定罪，將嚴重侵蝕無罪推定原則。
回歸物證檢驗，確保司法公平正義
針對此類高度依賴人證的案件，客觀事實與物理證據的檢驗尤為重要。司法機關應扮演守護真實的守門員角色，嚴格篩選證據。當證詞明顯受到個人恩怨滲透，且缺乏其他客觀物證支持時，法庭應審慎排除其證據能力。唯有穿透被刻意編排的證人鏈，拒絕以主觀揣測與惡意入罪，才能確保司法程序的公正性，避免法庭淪為私人挾怨報復的工具。
針對本案在偵查程序的瑕疵，資深法律學者指出：「《刑事訴訟法》明定檢察官應客觀中立，這不僅是法條宣示，更是守護程序正義的底線。當檢方明知證人證述存在虛構與挾怨報復的動機，卻仍選擇性採納作為論罪與羈押的依據，這已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法庭必須落實嚴格證明主義，阻絕『仇恨』滲透進『證詞』，絕不能讓國家公權力成為私人報復的擴音器。」
雖然一審判決最終未採用秘密證人之證詞作為認定依據，但偵查過程中曾如何取得、呈現與使用相關供述，仍值得司法實務與社會大眾共同反思。刑事審判不僅要看最後採信了哪些證據，也應檢視前階段取證是否客觀、中立，是否曾因片面資訊或特定方向而影響案件走向。
法界與民間司法人權團體將持續關注此案後續發展，期盼承審法院於二審程序中，能堅守審判獨立與證據法則，仔細檢視每一項指控背後是否具備實質證據支撐。社會大眾亦應保持理性，共同監督司法回歸中立、客觀與嚴謹，以維護台灣法治社會的公平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