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撰文｜品傳媒國際新聞中心主編 林棋凡博士
受訪者｜國際鋼琴家 Gwhyneth Chen 陳毓襄
每一位恩師，都是她的 musical father
當我請她回望一路走來最重要的力量，她首先談的不是天賦，也不是獎項，而是老師。陳毓襄一再強調，自己「跟老師的緣分最好」。我聽得出來，這不是客套，而是她理解藝術生命的核心。從九歲赴美、十二歲開始高強度訓練，再一路被要求到三十歲，她遇到的老師多是六、七十歲乃至八十歲的大師，像一群「阿公年齡的 musical fathers」。
「我在每個階段都遇到對的老師。他們非常用心地教我、陪我；用心到每一位老師都給我魔鬼訓練。我很習慣被要求 impossible，我是專門被魔鬼訓練的。」
她說，自己被嚴格訓練過，因此最喜歡挑選有才華、有潛力的學生，推向超出想像的境界。同學只看見她的功課更多、更難，年幼的她也不知道自己正被當作重點人才培養。多年後，這段訓練成為她處理「Mission Impossible」的心理底盤：主辦單位知道她有這種背景，遇到近乎不可能的任務，總會想到她。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發生在2021年。她臨時代替 Denis Matsuev，在二十四小時內接下四首拉赫瑪尼諾夫鋼琴協奏曲及一首柴可夫斯基鋼琴協奏曲，與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合作。2024年，她又成為奇美音樂節唯一獨奏家，一人完成包含獨奏、室內樂與協奏曲在內的七十二首作品。看似奇蹟的成績，背後其實是數十年把不可能變成日常的訓練。
藝術家的三階段：根基、燃燒，以及浴火重生
談到藝術家如何走過漫長職涯時，她提出一套少見而深刻的生命週期。我一邊聽，一邊發現：我們在台下看見的是掌聲與榮耀，她所描述的，卻是根基、燃燒、耗竭，以及一次又一次的重生。
第一階段是學生，約至十六至十八歲。即使她已創下全美紀錄、贏得多項冠軍，依然只是學生。這一階段的任務只有一個：打好足以使用一生的 foundation。「Foundation真的要 very strong，因為這個 foundation要夠你用一輩子。到現在，我還在用它。」
第二階段是演奏家，約從十八歲延續到三十五或四十歲。年輕、體力充沛、邀約不斷，即使生活與巡演並行，仍能應付舞台。然而名聲愈大，消耗也愈劇烈。
「企業界的人要懂 financial management、time management；我們音樂家要懂 fame management，要知道怎麼管理名氣與名聲。」她分析，演奏家在登台前必須逐步把情緒與能量推到最高點。台灣音樂會多在晚間七時半開始，美國八時、歐洲甚至九時；在開場那一刻，藝術家必須準確抵達巔峰，並在九十分鐘至兩小時內，讓兩千至兩千七百名觀眾都感受到音樂。演後也無法立刻入睡：「你花多少時間上去，就要多少時間掉下來。」巡演期間，這樣的高低起伏幾乎隔晚重演，累積到四十歲左右，不少人會 burnout。
她直言：「你要用多大的能量，才能 touch到兩千個人？不是一個人。每天晚上或 every other night耗那麼多能量，到四十歲很容易 burn out。」
休息並非失敗。鋼琴大師 Vladimir Horowitz 曾長期離開舞台，然後以 comeback 面對全世界檢驗。陳毓襄認為，真正的第三階段正從這裡開始：演奏家經歷耗竭、沉澱與回歸，若仍能成功，才成為「大師」。
「如果你休息幾年，甚至十年，然後 come back；如果成功了，你才是大師。所以有人八十幾歲、九十幾歲還在彈，他是大師，因為他經過好多個階段。要變成大師，真的不容易。」
一次機會，不是賭運氣，而是把準備做到沒有退路
聽她剖析舞台，我更加理解「不能沒有做好」並不是一句完美主義式的口號。現場沒有第二次、沒有替代方案，更不能因為失誤便對觀眾說下次再來；那是她對觀眾、作品與專業最直接的責任。她也因此重新定義票房。名氣可以吸引注意，行銷可以推高一場演出的銷售，但只有演奏品質能形成長久的觀眾關係。
「為什麼一個人會有票房？是因為他彈得好，不是因為他很有名。有名和彈得好是兩回事。能永久有票房，是因為他彈得好，人家想聽。很多人誤會，以為是行銷；行銷能讓你一場有票房，我是讓你一輩子有票房。」
這句話也解釋了她漫長而穩定的國際生涯。她曾與洛杉磯愛樂、香港管弦樂團、莫斯科廣播交響樂團、坎城國家管弦樂團、卑爾根愛樂、九州交響樂團、莫斯科國家愛樂、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等合作；1994年在莫斯科音樂院大廳開季音樂會中，由 Mikhail Pletnev 指揮俄羅斯國家管弦樂團，演出拉赫瑪尼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1999年於林肯中心 Alice Tully Hall完成紐約首演。2011年，《陳毓襄蕭邦最愛》更獲金曲獎最佳演奏獎。
訪談至此，我心中的「天后」也有了不同的定義。真正的分水嶺，不是得過多少獎，而是能否一再承受歸零、耗竭與重新登台。對陳毓襄而言，天后不是一個頭銜，而是一個人經過時間淬鍊，仍不肯放棄標準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