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美國期中選舉即將登場，民主黨在國會選舉民調中取得領先，共和黨面臨執政壓力。美國總統川普的施政滿意度也持續低迷，經濟、物價及國際衝突等問題，正逐漸成為共和黨選情的包袱。根據近期民調，川普支持率已降至約三成，民主黨在國會選舉政黨傾向調查中則領先共和黨。
然而，政治困境未必沒有轉機。2026年美國恰好擔任G20輪值主席國，12月將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舉行領袖峰會。這不僅是美國展現國際領導力的重要機會，也可能成為川普重新調整美中關係、化解全球貿易失衡的關鍵舞台。
筆者認為，與其繼續陷入關稅對抗及匯率角力，川普不妨跳脫傳統思維，提出一項具有創新性的國際貨幣合作構想：以新舊人民幣雙軌制度為基礎，建立兼顧中國國內經濟穩定與國際貿易需求的新型貨幣合作機制。這項構想若能經過充分協商，或許能為美中關係開啟另一扇窗。
一、廣場協議的歷史教訓：強勢貨幣未必帶來經濟繁榮
1985年，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及西德簽署廣場協議，促使美元貶值、日圓及德國馬克升值。這項協議雖然達成當時美國調整國際貿易失衡的政策目的，卻也對日本出口產業及經濟結構造成重大衝擊。
其後，日本又經歷資產泡沫破裂、金融機構不良債權及長期內需疲弱等問題，逐漸陷入所謂的「失落三十年」。
這段歷史值得中國借鏡。
中國近年製造業實力快速提升，出口競爭力持續增強，2025年貨物貿易順差更達到約1.189兆美元，創下歷史紀錄。如此龐大的貿易順差，固然反映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優勢，但也使中國面臨國際貿易失衡及產能過剩等方面的質疑。
然而，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是否真能解決全球貿易失衡？答案未必如此簡單。
人民幣若在短時間內大幅升值，可能提高中國出口產業的成本，也可能衝擊企業獲利、就業及金融市場。美國當年透過廣場協議促使日圓升值的歷史，正提醒國際社會：匯率調整不能只考慮一方的利益，更應兼顧各國經濟承受能力。
因此，與其要求中國單方面承擔匯率調整的代價，不如設計一套讓各方都能受益的合作機制。
二、提出新舊人民幣雙軌構想：讓中國願意走向世界
筆者提出一項值得討論的政策構想：在既有人民幣制度之外，研議發行具有國際合作性質的新型人民幣，形成新舊人民幣雙軌運作機制。
基本概念是，中國境內原有人民幣繼續維持既有流通及金融制度；另一方面，透過G20協商，建立具有明確發行規則、兌換機制及國際支付規範的新型人民幣，供國際貿易及跨國投資使用。
在此構想中，可以進一步研究新舊人民幣以1比1.28作為初始參考兌換比例的可行性，但這項比例必須經過金融市場、貨幣政策及國際資本流動等方面的專業評估，不能逕行視為固定匯率或已經取得國際共識。
這套制度的政策目的，在於兼顧兩方面利益：一方面讓中國既有國內經濟體系不必因國際匯率調整而立即承受巨大衝擊；另一方面，透過新的國際貨幣合作機制，鼓勵中國擴大海外投資、增加國際採購，讓龐大的貿易順差有更多元的運用管道。
對美國而言，若中國因此增加採購美國大豆、農產品、飛機及其他高科技產品，不僅有助於改善雙邊貿易關係，也能為美國農業及製造業創造新的市場機會。
當然，新舊貨幣並行涉及貨幣主權、資本管制、匯率套利及金融穩定等重大問題，必須建立透明的監理及兌換制度，並取得各方認同。這不是一項可以立即實施的簡單方案，而是值得在G20平台上展開討論的制度創新。
三、G20不應只是匯率談判，更應成為美中互信的新起點
G20的價值，在於讓世界主要經濟體透過協商，處理全球經濟及金融問題。美國既然擔任2026年輪值主席國，就不應只把峰會當成展現政治影響力的場合，更應提出能夠讓各國共同受益的政策議程。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國際供應鏈的重要參與者。美國若希望處理中國龐大的貿易順差，就必須正視中國的經濟發展需求及政策考量。
G20以協商共識為重要運作原則，若美國只採取要求中國讓步的態度，恐怕很難形成具有實質意義的共同政策。相反地，如果川普願意提出互惠方案，讓中國在維持國內經濟穩定的同時，承擔更多國際經濟責任，雙方就有機會找到共同利益。
這不只是貨幣問題，更是國際政治思維的轉變。
尤其在兩岸議題上，美國應維持政策的一致性，尊重臺海和平與穩定，避免將臺灣問題作為美中貿易談判的交換籌碼。兩岸關係涉及臺灣人民的意願及區域安全，不能單靠貨幣協議決定其未來。
真正有智慧的國際外交，不是以犧牲第三方利益換取雙邊交易，而是透過對話與制度安排，降低衝突風險。
四、霸道轉王道：美國應從軍事優勢走向制度領導
美國長期以來憑藉軍事、科技及金融實力，維持全球領導地位。然而，當國際局勢日益複雜，美國若仍然習慣以關稅、制裁及軍事威懾處理國際爭端，未必能獲得預期效果。
中國與俄羅斯的崛起，已使全球權力結構逐漸走向多極化。美國必須認清，今日的世界已不是單靠軍事力量就能決定一切的時代。
川普若能把握G20機會，從過去強調單邊施壓的政策，轉向重視協商、互惠及制度建設，便有機會將美國的霸權思維轉化為更具國際公信力的領導模式。
這也意味著美國應重新檢視自身資本主義制度的不足。
美國雖然擁有全球最強大的資本市場及科技產業，但貧富差距、醫療負擔、住房成本及弱勢族群保障不足等問題，已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隱憂。
相較之下，中國透過國家政策及行政監管，對大型企業與資本市場具有較強的調控能力。這種制度並非沒有問題，但美國確實可以從中研究如何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改善財富分配及提高公共服務效率。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不應只是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何讓資本服務人民，而不是讓人民成為資本追逐利益的代價。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國若能放下制度優越感，吸收不同經濟體制的有效經驗，反而更有機會解決自身問題。
五、從貨幣合作到世界大同：為AGI時代預作準備
未來人工智慧及通用人工智慧技術持續突破，人類社會將面臨生產力大幅提升的歷史性轉變。
當機器與人工智慧逐漸取代部分傳統工作，全球可能出現新的問題：生產能力愈來愈強，財富卻未必能平均分配；少數掌握技術與資本的人，可能取得更多經濟利益，而一般勞動者則面臨工作型態及收入結構的劇烈改變。
這正是未來世界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中國古代《禮記．禮運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想，強調社會資源應有合理分配，讓人民都能獲得基本生活保障。這種思想雖然形成於兩千多年前，卻與今日人工智慧時代所面臨的財富分配問題，存在值得思考的連結。
未來世界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更高的生產效率，更重要的是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讓科技進步的成果能夠惠及全體人民。
美國若能在G20提出新的國際貨幣合作構想，進一步推動跨國投資、貿易平衡及社會發展合作，或許能為未來全球經濟治理建立新的起點。
六、川普反敗為勝的五大政策契機
如果川普能夠把握2026年G20主辦國的機會，積極推動美中經濟合作，至少可能創造五項政治及經濟效益：
第一，透過新型貨幣合作構想，展現美國突破傳統匯率談判框架的政策創意，提升G20峰會的實質成果。
第二，若能改善美中貿易失衡，降低關稅對抗及供應鏈衝擊，將有助於穩定美國物價及企業經營環境。
第三，若中國擴大採購美國大豆、農產品、飛機及其他商品，美國農民與製造業將有機會重新獲得更大的出口市場。
第四，美國若能借鏡不同經濟制度的有效治理經驗，改善貧富差距、醫療負擔及社會福利，將有助於重新建立基層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第五，若川普能夠將美國的國際領導力，從單純的軍事及金融優勢，轉化為促進和平、貿易合作與全球共同發展的制度力量，共和黨也有機會藉由政策成果改善選民觀感。
當然，這些成果都不是單靠一場G20峰會就能實現，更不代表共和黨必然能在中期選舉反敗為勝。但川普確實擁有一個重新思考美國國際戰略的機會。
真正的強國，不是讓其他國家不得不服從，而是讓其他國家願意與之合作。
川普若能從過去的關稅對抗走向制度創新，從單邊施壓走向互惠合作，並以G20為平台，讓美中兩大經濟體重新尋找共同利益，那麼這場峰會就不只是美國輪值主席國的一次外交活動，更可能成為全球經濟治理轉型的重要契機。
從廣場協議到新人民幣構想，從霸道走向王道，川普能否藉此翻轉政治困境、開創美中合作的新局，值得國際社會持續觀察。（前民眾日報資深記者 屈文峰）
圖／翻攝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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