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台中市政府日前在中央公園舉辦「2025年市民野餐日」，看似一場市民的休閒活動，卻在細節中透露出台中市政府城市治理的新企圖——以文化作為「公共經濟」的軸心。尤其是那座由台中市景觀工程公會打造、擺放2,000冊書籍的「大型漂書架」，不只是活動亮點，更是一場象徵性的政策宣言：閱讀不應再被關在圖書館，而是應該被帶進草地與陽光之中。
然而，這樣的城市美談，也值得我們從經濟學與文化治理的角度重新審視。它究竟是台中市民文化的自然生長，還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文化行銷」？台中市政府投入資源營造「閱讀氛圍」的同時，是否也在模糊公共政策與品牌包裝之間的界線？
文化活動與城市經濟：軟實力的政治經濟學
據了解，「台中市民野餐日」今年邁入第四屆，台中市政府29個行政區同步舉辦，吸引逾26萬人次參與。若以經濟學角度觀察，這樣的大型活動已成為典型的「文化驅動型地方經濟」案例。活動創造短期消費效益，帶動周邊餐飲、交通、文創產業，同時也提升台中城市的能見度。這正是地方政府在「後工業化時代」常用的城市競爭策略。
美國學者理查·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在《創意階級的崛起》中指出，城市的競爭力不再來自土地或工業，而來自「創意資本」——吸引具有文化素養與創意能力的居民。對台中市政府而言，「漂書架」這樣的文化設施，不只是閱讀推廣，更是一種象徵：台中是「有文化的城市」，能吸引創意人才與高附加價值產業。
但問題也在這裡。當台中文化成為城市的行銷語言時，它仍然是一種經濟工具。台中市政府透過文化活動提升城市形象，然而，這樣的活動是否真的能培養長期的閱讀習慣與公共意識？抑或僅止於一次性的「文化節慶經濟」？
漂書架的象徵：共享經濟還是象徵經濟
「漂書」的概念源於歐洲，強調「書的自由流動」與「知識共享」。在理論上，它象徵一種非市場化的交換形式，是「共享經濟」在文化領域的具體實踐。然而在現實中，「漂書」的成敗取決於制度支撐：是否有人維護「漂書架」、是否有社區共同管理、書籍流動是否能持續？
台中的「漂書架」設計新穎，吸引民眾拍照、取書、留書，看似成功。然而，若活動結束後「漂書架」被拆除，書籍散失，整個概念就淪為象徵性的「文化展示」。這正是皮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謂的「象徵資本」：文化行為被轉化為權力展演的手段。
布迪厄提醒我們，文化資本若沒有社會結構支撐，就會變成一種消費表演。漂書的核心價值不在於「書架」本身，而在於民眾能否形成穩定的互信與分享文化。如果城市只在節慶活動中談共享，而平日缺乏公共閱讀空間與資源，那麼「漂書架」的意象，就像一座臨時的裝置藝術，拍照之後歸於寂寞。
「文化行銷」與「公共政策」的界線
地方政府在推動文化活動時，常面臨兩難：一方面要創造媒體能見度，吸引民眾參與；另一方面，必須確保政策具持續性與公共性。台中的野餐日、漂書架…等活動確實成功吸引注意，但是否在公共政策上留下長期價值？
以財政面來看，台中市政府若每年投入大量經費舉辦活動，卻未將資源導向基層圖書館、閱讀推廣師或校園書香計畫，那麼文化支出將陷入「活動化」的惡性循環——表面熱鬧、結構空洞。這種現象在全球多數城市皆然。倫敦的泰晤士河節、首爾的「市民夜市」，最初都以「公共文化」為名，最終卻演變成行銷活動，淪為城市品牌競賽的一環。
在經濟學上，這是一種「短期邊際效益遞減」的現象。活動初期能創造觀光與媒體效益，但隨著頻率增加，民眾新鮮感下降，效益遞減，政府若不改變投入結構，最終將面臨財政壓力。台中市政府的文化政策若不能從「節慶行銷」轉為「制度建構」，將難以形成真正的文化資本累積。
市民參與與文化資本再分配
值得注意的是，台中的「漂書架」具有潛在的「公民教育」意義。當民眾能自由取書、留書，這不僅是一種物品交換，更是一種公共信任的實驗。這種信任的建立，正是公共政策最難以透過金錢購買的部分。
在經濟學的語言裡，這屬於「社會資本」的累積。社會資本能提升社會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當市民願意自發性參與閱讀與分享，政府就能以較少的公帑，維持較高的公共效益。這也是地方治理的理想境界——讓公民成為政策的共同生產者，而非被動的消費者。
但同樣地，這種共享文化也可能被階級結構所限制。對中產階級而言，野餐與漂書是休閒與品味的展現；對弱勢族群而言，卻可能是遙不可及的象徵。城市的「閱讀自由」若未伴隨教育與基層文化資源的普及，最終只會再製文化不平等。換言之，漂書架既可能是「知識共享的象徵」，也可能是「階級分隔的鏡子」。
從活動經濟到文化治理：地方政府下一步
台中市政府在文化行銷上的手法不可謂不成功。從花博到花毯節，再到市民野餐日，活動設計兼具視覺與社群效果，成功建立「文化城市」形象。然而，真正的挑戰在於，台中市政府如何讓文化不僅是「活動的外衣」，而是「治理的內涵」？
未來的文化政策若要更具韌性，應從「行銷導向」轉為「制度導向」：
第一，將活動資源部分轉入常態化閱讀推廣與社區圖書館計畫。
第二，建立公民共治機制，讓民間團體與公會成為長期合作夥伴，而非一次性執行單位。
第三，將文化政策納入地方經濟規劃，讓文化不只是「花費」，而是「投資」。
唯有如此，漂書架的概念才能從一次性的城市節慶，轉化為長期的文化治理實踐。
文化政策真正考驗
「大型漂書架」的出現，讓人看見城市文化的美好想像：閱讀不必在圖書館，也能在草地、陽光與笑聲之間自由流動。然而，經濟學的視角提醒我們，任何公共政策都存在成本與效益。地方政府若只追求短期的曝光與人潮，而忽略文化的制度基礎，那麼這場「閱讀盛宴」最終仍可能成為一次性的煙火。
真正的文化政策，不在於舉辦多少場活動，而在於能否改變市民的日常行為。當漂書成為日常、閱讀成為習慣、共享成為文化，那才是城市治理的最高境界。
就像桑默斯曾說的：「政策的成敗，不在於它看起來多麼光鮮，而在於它能否讓社會的底層變得更好。」台中市政府若能從漂書架開始，讓知識真正流動，讓公共文化成為每個人都能參與的經濟活動，那麼這座城市的閱讀自由，就不只是草地上的一天，而是一場持續進行的文明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