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習慣把「民主」與「以人民為主」畫上等號。但問題是——選舉真的等於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嗎？
在選舉制度下，政治人物首要目標往往不是「公共利益極大化」，而是「選票極大化」。為了贏得選舉，候選人可能傾向提出高度吸引人的政策承諾，即便這些承諾在財政或制度上難以落實。選舉語言與執政現實之間的落差，往往成為民主政治的第一道裂縫。
更複雜的是資金與政策影響力的問題。以美國為例，遊說制度在法律上是透明且合法的，但龐大的政治獻金與遊說資源，確實使大型企業與利益團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擁有更強的聲量。這不等於民主失效，卻顯示民主運作並非完全對稱，資源分配會影響政策影響力。
再看重大公共建設。加州高鐵計畫自2008年通過公投以來，因預算、環評、地方協商與司法程序等因素多次調整與延宕，至今仍未全線完工。與中國由中央高度集權主導的高鐵建設相比，兩種制度在決策效率與協商成本上的差異顯而易見。這並不等於哪一種制度絕對優越，而是揭示：民主體制的多元參與，往往意味著更高的時間與協調成本。
國際政治更凸顯民主決策的張力。烏克蘭在尋求加入北約的過程中，牽動俄羅斯強烈反彈，最終導致全面戰爭。無論如何評價責任歸屬，民主國家的外交選擇確實可能在民意支持下推進，卻同時面臨現實地緣政治的殘酷約束。民意的正當性，並不能消除強權政治的存在。
同樣地，歐美多國在能源、軍事與安全政策上的轉向，也顯示民主政府在面對國際壓力時，常需在價值理念與經濟現實之間權衡。民主制度提供的是程序正當性，而非結果保證。
亞洲亦不乏案例。日本圍繞憲法第九條的修憲爭議，南韓政治的高度對立與總統司法風波，都顯示民主制度下領導人仍可能引發社會劇烈分歧。民主並不能自動過濾「錯誤選擇」，它只能確保「可被更換」。
因此，民主的真正問題或許不在於是否舉行選舉，而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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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是否具備足夠資訊判斷政策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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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資金是否過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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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否能在效率與制衡之間取得平衡？
民主最大的迷思，在於人們常將「選舉」等同於「良善治理」。但選舉只是起點，而非終點。若缺乏理性公共討論、財政紀律與制度監督，民主同樣可能陷入效率低落、政策搖擺甚至利益傾斜的困境。
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情緒動員下的多數決，而是理性審議後的公共選擇。
若選票成為短期利益的競賽，而非長期公共利益的委託，那麼問題不在民主之名，而在民主之質。（前民眾日報資深記者 屈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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