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傳媒｜何映辰／台北報導
為回應美國的貿易執法行動及國際間對台灣企業勞工權益的關注，台灣勞動部在今年二月發布了預防強迫勞動的指導方針，旨在協助企業防範強迫勞動情事。然而，有評論指出，這項指導方針未能有效解決系統性問題，例如移工的債務約束，以及家事移工未受勞動法規保障等問題。
這項行動的背景是，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CBP）曾對台灣自行車製造大廠巨大機械（Giant Manufacturing Co. Ltd.，簡稱 Giant）展開調查，發現其供應鏈中存在強迫勞動的跡象，包括延遲支付工資和過度加班等情況。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於 2025 年 9 月，對巨大機械在台灣工廠生產的自行車及相關產品發布了暫扣令（Withhold Release Order）。
據勞動部統計，截至 2026 年 1 月，台灣包括家事、製造、營造和漁業等產業，已高度仰賴移工，總人數達到 87萬587人。自 1980 年代末期以來，台灣引進移工以解決勞力短缺問題。然而，儘管移工對台灣經濟貢獻卓著，他們長期面臨系統性的勞動權益侵害。
相關報告指出，台灣各產業普遍存在強迫勞動的跡象。多達 33 家國際企業和 2 個歐洲政府部門已公開將台灣列為供應鏈中強迫勞動和現代奴役的「高風險」或「高優先」地區，特別是在汽車、電子和服裝製造等產業。此外，在 Sedex 於 2021 年發布的報告中，台灣在全球強迫勞動「明確指標」數量中排名第八。
這些勞動權益侵害問題，主要源於三項相互關聯的因素：受限的轉換雇主自由、債務約束以及惡劣的工作條件。其中，《就業服務法》被認為是限制移工轉換工作自由的主要原因。該法第 53 條第 4 款和第 59 條規定，原則上禁止移工轉換雇主或工作。除非在雇主死亡或工廠倒閉等極少數情況下，才允許例外，且需要嚴格的程序。更甚者，這些規定僅適用於《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至 11 款下的「低技術」或「藍領」工人，例如漁工和家事移工。相對地，這些規定不適用於經理或教師等專業或白領人士。這項限制使得這些移工即使發現合約欺騙、面臨惡劣工作條件和過度加班，也難以轉換工作。
此外，移工的債務約束問題，源於法規漏洞。台灣移工的招募高度依賴仲介機構，這些機構向移工收取高額費用。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政府實施的配額制度（限制每家公司的移工數量）導致了收取費用的做法。這些仲介機構將付款負擔從雇主轉移到工人身上，以保持在招聘市場上的競爭力。儘管有相關法規，但由於這些法規不適用於在台灣境外註冊的仲介機構，因此費用仍然居高不下。由於沉重的招募費用負擔，許多工人被迫向這些機構貸款，並在工資償還之前受到債務約束，這個過程通常需要 12 個月以上。
惡劣的工作條件也與法律框架密切相關。《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和第 52 條規定，僅允許移工簽訂固定期限合約，最長期限為三年。這造成了一種情況，即雇主可以輕易地針對那些抱怨或倡導改善工作條件的工人，拒絕續簽他們的工作合約。更糟糕的是，家事移工的情況更具挑戰性，因為他們未受旨在保護台灣所有勞工基本權益的《勞動基準法》保護。這意味著，台灣的家事移工缺乏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和正常休假的法律保障。
儘管受到國際壓力和貿易執法措施（例如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的暫扣令）的影響，但由於進口禁令對台灣國內家事部門沒有影響，因此家事移工並未納入該指導方針的保障範圍。因此，台灣亟需對勞動權益法律框架進行全面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