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貞秀事件暫告落幕，但留下的問題，遠比一個立委資格更值得探究。真正的爭議點，不是在於誰能夠進入國會，而在於一個制度本身是否維持一致的邏輯。新任中選會主委游盈隆針對陸配參政權直言，以《國籍法》處理陸配讀參政權過於牽強。一席話讓游盈隆被在野陣營與部分評論者稱為「人格者」，正凸顯出賴政府官員凡事政治化操作的傲慢無理，。
游盈隆的發言並不華麗，甚至可以說只是回到一個基本的民主法治原則，也就是法律應該有穩定的適用範圍，而不是隨著政治需求改變路徑。而「人格者」這個稱呼，與其說是在肯定游盈隆的風骨，但其實更像是一種在政治場域進行對比的結果；因為他所掌握的「基本原則」，在當前政治氛圍中顯得並不尋常。
相較於游盈隆，內政部長劉世芳所主導的體系，選擇以《國籍法》界定原本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形成的資格，這種法律適用的轉換，本質上就是在不同制度之間挑選特定的路徑。劉世芳在選擇適用的法律時，並沒有完整且一致的法律論證，也不開放討論空間，因此讓人容易感受到一種偏向結果導向的操作。而閣揆卓榮泰領導的行政院，亦未在制度邏輯上進行進一步釐清，反而在實務上採取限制回應與資訊提供的方式，讓行政與立法之間的互動出現斷裂。
當行政權在面對體制時缺乏尊重與謙卑回應，而是選擇性的迴避立法權的監督，依法行政這四個字就不再只是法律問題，而是揭露出權力間的嚴重拉扯之處，讓民主政治陷入更加脆弱的處境。這樣的發展，才是真正令人不安之處。因為，當法律可以被選擇適用，制度就不再是一條清楚的界線，而是一種可以調整的工具。而一旦社會開始形成這樣的認知，對制度的信任，也會隨之流失。也因此，游盈隆會被稱為人格者，某種程度上或許並不是因為他特別突出，而是因為在一個越來越傾向政治化運作的環境裡，仍然試圖回到制度原則來分析與表述的人，變得越來越少。
制度的設計有其價值，但重點不在於順風時的運作順暢，而在於爭議時仍能維持一致。在高度對立的政治賽道上，除了回歸制度性的理性討論，也不能忽略政治行為的節制與分寸，否則可能導致衝突被不斷放大，甚至引爆更劇烈的對抗。畢竟民主的核心，涉及的不只是權力分配，多元民主要能夠長期的運作，不能只依靠條文與程序，更深層的態度也有待建立—也就是包容、謙卑與對不同立場的基本尊重。這些條件一但缺席，再完整的制度設計都可能被轉化為政治操作的工具，民主也將淪為權力的野蠻競技。因此，守住法律的邊界不該是被特別特別讚賞的品格，而是最基本的民主運作前提。
當不同聲音逐漸消失，只剩下完全一致的表述，不一定是代表著共識的形成，也可能是所有人都學會了如何服膺於同一個意志，而那正是與多元民主背道而馳的方向。因為，在正常的民主制度下，人格者不應該是政壇中罕見的獨角獸，依法行政、穩定適用法律也理應是最低標準，而不是少數人堅持時才顯得彌足珍貴的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