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關切的精舍命案偵辦過程遭質疑有不少爭議，也引起各界的關注。針對王薀案，多位法界與民間司法人權人士指出，檢方於偵查階段疑似採用「套問式筆錄」等方式取供，在缺乏具體物證的情況下建構組織階級架構。為捍衛程序正義，法界呼籲法庭應嚴格審查證據能力，排除瑕疵證詞，落實無罪推定原則。
階級架構缺乏物證，通訊紀錄揭露反證
檢方於補充理由書中提出「老師、三大護法、實行者」的三層架構，試圖將部分被告納入「共同正犯」。然而，卷證資料顯示，組織內部通訊極為隨機，成員皆能直接與核心人員溝通。現場目擊者亦證實案發當時屬「七嘴八舌」的狀態，並無層級分明的指揮鏈，檢方指控的階級架構顯然缺乏客觀物證支持。
斷章取義惹議，證詞完整語境遭忽視
聲明進一步指出，檢方在解讀證人證詞時存在斷章取義的疑慮。以姜姓證人之陳述為例，檢方擷取特定片段作為階級化的依據；但對比完整卷證語境，其原意僅為「若有想法亦可自行發話」，並未受命於特定階級。此種捨棄完整語境的推論方式，容易對法庭的事實認定產生嚴重誤導。
套問式筆錄損害程序正義
「精舍命案」偵查過程中最受非議之處，在於疑似採取預設立場的「套問式筆錄」。卷證顯示，訊問過程中曾出現以不實內容誘導被告的情況，例如對被告稱：「某某人也說這件事與她們無關，妳有何意見？」。此舉恐利用當事人面對重罪的恐懼心理，構築責任轉嫁之情境，迫使其供述朝檢方預設方向靠攏。透過虛偽誘導取得的筆錄，其證據效力存在重大瑕疵。
標籤化辦案導致舉證責任倒置
此外，檢方在未提出實質物證前，任由具備戲劇張力的「三大護法」等標籤在輿論中大量傳播，形成預先定罪的效應。此舉迫使被告必須自行提出海量通訊紀錄與證詞，以證明自己「不是護法」。這種「證明不存在」的舉證責任倒置，完全違背由檢方負舉證責任的法治基礎，使當事人陷入不公平的訴訟劣勢。
針對「精舍命案」偵查手段，法界學者強調：「刑事訴訟法強調嚴格證明主義，證據的取得必須恪遵正當法律程序。若偵查機關以『先射箭再畫靶』的套問或不實誘導手法獲取供述，不僅筆錄的真實性大打折扣，更是對法治社會底線的挑戰。司法應穿透輿論標籤，嚴格排除具瑕疵的誘導證據，絕不能建立在對人性的臆測之上。」
法界期盼，承審法院能秉持客觀中立的立場，審慎檢視各項物證之間的連貫性，拒絕以臆測或瑕疵筆錄作為判決基礎。社會大眾亦應避免未審先判的獵巫效應，共同監督司法程序回歸嚴謹的證據裁判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