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舍命案受社會關注。有關王薀案，多位法界與心理學專家指出，偵查機關在訊問過程中疑似使用帶有強烈暗示性的司法標籤，將宗教場域行為重新定性，此舉恐引發認知心理學上的「誤導資訊效應」。專家呼籲，承審法院應嚴格檢驗受語言誘導所重塑的證詞，確保審判回歸客觀科學與程序正義。
記憶事後補完，標籤誘導重塑認知
在王薀案的偵查卷證中，呈現出證人記憶疑似遭「事後補完」的現象。依據筆錄，有證人坦言「本來不覺得背書是處罰，開庭後才覺得是處罰」。此現象印證了認知心理學者伊莉莎白・羅芙托斯（Elizabeth Loftus）的「誤導資訊效應」理論：人類對事件的記憶並非固定不變，後續接收到的暗示性資訊，極易改變並重組原有記憶。司法語言的強勢介入，使證詞純淨度面臨嚴峻挑戰。
宗教修行遭定性，衍生源頭監控錯誤
專家指出，在宗教信仰場域中，「背書」、「發露」或「研討」等行為，原為修行與自省的常見儀式。然而，若訊問者捨棄客觀的開放性問句，反覆使用「處罰」或「批鬥大會」等具備高度定性與負面色彩的詞彙，便會促使證人以事後建立的框架重新理解過去經驗。這種將修行解讀為罪行的預設立場，容易造成證人混淆真實感受與偵查框架，引發「源頭監控錯誤」。
偏見定罪風險，損害程序正義底線
司法正義的底線在於證據必須具備真確性與可靠性。當證人難以分辨自身原始感知，而被引導將正向的宗教生活對應至負面的法律術語時，程序所還原的已非原始事實，而是經司法語言加工後的產物。此種充滿暗示性的訊問程序不僅存在重塑事實的風險，更大幅削弱了證詞在法律上的證據價值，影響判決的公正性。
呼籲回歸科學，堅守開放性訊問原則
此案不僅凸顯了宗教自由與法律界線的衝突，更成為司法實務反思訊問方法的關鍵契機。法界與心理學界共同呼籲，法院應審慎檢視在暗示性提問下取得的筆錄與自白。唯有堅守開放性訊問原則，避免以主觀標籤取代客觀事實，司法機關才能在記憶與事實之間保持必要距離，避免正義建立在被扭曲的記憶之上。
針對訊問程序中的語言誘導風險，專家學者強調：「法律的核心旨在發現真實，但若採集真相的方式本身帶有強烈的暗示性與預設立場，正義的判斷便會失準。司法機關將宗教場域的常規行為，強制套用『批鬥』或『處罰』等負面標籤，極易誘發誤導資訊效應，污染證人的原始記憶。法庭必須對這類經語言加工的瑕疵證詞進行嚴格的證據能力審查，以捍衛程序正義。」
社會各界期盼，承審法院能引入認知心理學等跨領域的科學檢驗視角，仔細釐清每一項供述證據的取得過程。唯有回歸最嚴謹的證據法則，排除受誘導的瑕疵證詞，才能確保最終判決經得起科學與法理的雙重檢驗，維護司法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