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鄭儷絲/台北報導
立法委員林月琴、沈伯洋昨（22）日與受害家長共同召開「開罰不是保護 制度才要補洞」記者會，指出臺北市幼兒園兒虐與校園安全事件一再發生，北市府不能總是只停留在裁罰園所，真正重要的是孩子受到傷害後，有沒有把證據查清楚、把責任釐清、把家長接住，更要確保行為人不會透過制度漏洞，換個地方繼續接觸孩子。
林月琴表示，自己進入立法院後，辦公室最一開始協助的案件，就是培諾米達幼兒園案。從培諾米達、幼佳、勁寶兒公館、台北歐洲學校幼兒園，到近期又發生的台北市夏莉絲幼兒園，近年來辦公室不斷協助多起幼兒不當對待案件，卻看到相同的問題一再發生：家長調不到關鍵監視器畫面、拿不到完整調查報告，甚至在孩子受傷、家庭承受巨大心理壓力下，連心理諮商等支持資源都沒有得到妥善提供。林月琴指出：「我們不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家長。」過去在協助這些案件的過程中，辦公室甚至必須協助家長轉介非政府的心理諮商及法律資源，因為多數時候，家長不僅面對孩子受傷的恐懼與自責，還要自己蒐證、自己找律師、自己打官司。北市府裁罰的金額可以從42萬元到逾2,000萬元，但對受害家庭而言，真正需要的從來不只是一張裁罰書，而是孩子受傷之後，政府能不能陪著家庭把真相與責任釐清，也讓家庭得到後續支持。
以培諾米達案為例，整個園所及行為人被裁罰金額高達2,286萬元，但受害家長提起國家賠償訴訟後，卻依舊面臨關鍵行政調查、監察院資料及公務人員責任相關資料難以取得的問題。受害家長古小姐表示，在國賠訴訟過程中，北市府一再限制家長調閱監察院卷宗、公務員懲戒處分及訪談紀錄，甚至將家長調閱相關卷宗形容為「摸索證據」。但問題就在於，這些證據原本就是政府在行政調查過程中掌握的資料，如果家長要追究的是政府有沒有怠於履行兒少保護責任，關鍵資料卻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上，家長又被擋在資料之外，那家長究竟要怎麼證明政府做了什麼、又漏了什麼？
林月琴強調，保護兒童隱私與保障受害家庭的訴訟權利，從來不是二選一。個人資料可以遮蔽、敏感資訊可以分離，涉及其他兒童或第三人的資訊也可以依法限制閱覽，但不能把「保護隱私」變成政府拒絕提供行政責任資料的萬用理由。「如果每一次都是家長自己找證據、自己找律師、自己承擔心理壓力，最後政府只負責開一張罰單，這樣真的叫做保護孩子嗎？」林月琴表示，政府裁罰只是責任追究的其中一步，真正需要補上的，是受害家庭後續的法律、心理與轉托等支持，以及讓家長能夠取得與行政責任相關的必要資訊。否則罰款進了市庫，受害家庭卻仍然要獨自面對漫長的司法程序，制度就沒有真正站在孩子與家庭這一邊。
夏莉絲幼兒園在影像記錄中，僅14天內即發生高達95件不當對待事件，涵蓋強迫體能處罰、剝奪生理需求、心理恐嚇、長時間隔離以及直接危及安全等多種手法。然而園方卻以「隱私」為由拒絕家長調閱監視器畫面，甚至出現6月份影像消失、備份天數縮減等狀況，並透過幼兒園與補習班切割經營，將涉案老師又轉調至補習班工作。事件背後反映出夏莉絲集團整個運作機制的失控，不僅多名老師分工或無視求救孩子、園長多次在場，園方高層甚至於事後商量應對說法以阻撓真相公開。在行政調查與裁罰方面，教育局的調查報告更存在嚴重疏漏，家長自力救濟檢視出的近百件違例影像未被納入報告，且家長與議員皆無法取得完整報告；甚至實際管理園務的集團執行長在裁處書上完全未被課責，讓實際管理者能繼續逃避責任。
沈伯洋指出，幼兒園的安全管理不能只靠事後裁罰，更重要的是建立能夠及早發現問題、及時介入的制度。以監視器管理為例，北市府應確實落實《臺北市教保服務機構設置攝錄影音設備管理要點》中提到的監視器設置及影像保存規範，並讓園所都建立明確的家長調閱程序，不能讓「隱私」成為家長了解孩子在機構內遭遇事情的阻礙。真正有效的監管，應該從「出事後處理」轉向「事前風險預警」。北市府除了持續強化無預警稽查，也應將人力不足、人員高度流動等情形納入風險指標，建立社政、教育、勞政等局處間的聯合通報與處理機制，才能及早發現機構內可能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此外，當兒童真的成為受害者，北市府也不能把後續轉托、心理支持等問題丟回給家長自行處理，應建立以被害兒童及家庭為中心的專責窗口，主動協助轉托、心理輔導及相關資源銜接，讓市府的責任不只是「開罰」，而是確實把孩子和家庭接住。
幼佳案則讓家長在事件發生後，又面臨司法救濟的另一道難關。家長指出，短短一個月內有超過50次不當對待行為，監視器畫面也出現幼童遭抓住嘴巴、被提離地面的情形，甚至行為人離職馬上又轉去補習班繼續帶孩子，但案件最後仍作成不起訴處分。家長沉痛表達，司法官們對於兒童表達驚恐與憤怒的感受似乎毫不在意，甚至認為一個月內在幼兒園發生超過50次的不當對待行為「沒什麼」，讓受害家庭深感無助。林月琴強調，立法者可以不斷修法提高兒童保護強度，但法律修得再重，如果實際案件中孩子的感受、受害經驗與客觀影像沒有被認真看待，法律就可能只剩下紙上的重量。
「罰款進市庫，孩子誰保護？」林月琴表示，北市府必須正面回答的，不只是「這些幼兒園罰了多少錢」，而是為什麼問題沒有更早被發現、為什麼家長還要自己找證據、為什麼受害後家長要自己想辦法？更重要的是，如果涉及不當對待的人員離開原園所後，仍能進入其他托育、教育或其他照顧場域，下一個孩子要怎麼避免再受到同樣的傷害？開罰從來都不是保護，罰款也不是兒童安全的終點，北市府不應該每次出事後，就把責任推給下一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