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內政部日前以「小紅書」在國安資安檢測中全數不合格，且涉及高達一千七百餘件詐騙案、財損近二點五億元為由，宣布將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的「緊急事件」規定，對該應用程式執行為期一年的「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取」命令，影響台灣超過300萬名用戶。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立即召開 “封殺小紅書 假反詐真鎖國” 記者會抨擊，賴政府要學對岸鎖國作法？在台灣廣蓋「綠色數位長城」？要求政府立刻撤回封鎖命令。
據了解，台灣政府此舉表面上看似乎是對抗數位詐騙、保護國民財產的果斷行動。然而，若從更專業的視角深入剖析，這項政策的背後，卻隱藏著對數位經濟自由的潛在傷害，以及對問題核心的嚴重誤判。台灣政府選擇以緊急法應對一個長期存在的跨國平台管轄權問題，其邏輯上的矛盾與長期效果的有限性，且值得我們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其背後的利弊得失。
這項政策最直接的影響，並非如台灣政府所宣稱，僅僅是阻斷了詐騙的溫床。事實上，正如法律界人士所觀察到的，真正受到衝擊及損失的，將是數以百萬計將「小紅書」視為獲取生活資訊、時尚趨勢、旅遊攻略的台灣年輕族群。
對於這些用戶而言，「小紅書」平台已成為他們獲取非政治性、非敏感性資訊的重要管道，其內容涵蓋了從在地美食探店到國際旅遊攻略的廣泛領域。更重要的是，許多台灣在地商家也將其視為重要的低成本行銷管道，透過內容分享來觸及更多的台灣年輕客群。
台灣政府這種的「一刀切」式封鎖，無疑是將數位交流的便利性與在地經濟活動的潛在活力，作為治理效率低下的犧牲品。這種做法，不僅影響了資訊的自由流動，更間接扼殺了台灣部分微型經濟體的生存空間。我們必須質問：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僅僅封鎖一個平台，就能有效遏止詐騙的蔓延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詐騙」的本質，在於「資訊不對稱」與「人性的貪婪」，而非單一平台的技術漏洞。會被詐騙的人，無論是在「小紅書」、LINE、臉書、Instagram，或是任何一個新興的社群媒體上，都將持續成為受害者。根據內政部刑事警察局指出, 台灣光是在2024年被詐騙財損金額就高達約 502億元，詐騙案件一年數量更超過 12萬件，平均每天發生336件；「小紅書」還只佔不到1.416 % 的詐騙數量，遭詐騙財損的金額更是不到0.49 %，LINE、Instagram、Facebook、Google、TikTok、Tinder，或是其他新興的社群媒體，讓台灣被詐騙及財損的金額更是不遑多讓，台灣政府的長官們難道眼睛都「瞎」了嗎？為何不全部都一視同仁，全部都加以封禁呢？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表示，「小紅書」在眾多社群平台中是公認最無涉政治，民進黨政府假借打詐構築網路長城，以國安為由箝制台灣引以為傲的網路自由，「從封殺中天、到現在封禁小紅書，民進黨活成了最討厭的樣子」。
民眾黨表示，按照台灣政府的邏輯，交友軟體Tinder一樣沒在台落地且有高達790件詐騙案，質疑內政部是否也要同時禁止相關平台，「民進黨是真的有心打詐？還是只會打擊意識形態？」
台灣政府將矛頭指向單一平台，並引用所謂的「緊急條款」，這不僅未能觸及詐騙產業鏈的深層結構，更可能傳遞一個錯誤的信號：即政府傾向於限制資訊的流動，而非提升國民的數位素養與風險辨識能力。這與台灣宣稱要追求民主自由開放經濟體的長遠目標，絕對是背道而馳的。
從另一方面的視角來看，台灣政府的行動更像是一種「數位保護主義」的變形。當一個跨國平台因未在台灣設立法律代表、不配合台灣司法調查而形成「法律真空」時，這確實構成台灣主權管轄權的挑戰。然而，解決之道應是透過國際的合作、修訂數位服務法規，建立跨國數據調取機制，而非直接採取「封鎖」這種極端的手段。
這種做法，與過去某些國家總以「國家安全」為名，行「貿易壁壘」之實的行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真正的解決方案，在於建立一套全面且具備國際協調性的數位服務法規，明確界定境外平台的法律責任與配合義務。
長期下來，這種對數位服務的非市場限制，將會削弱台灣在全球數位經濟分工中的競爭力，並向國際社會傳遞出對開放數位經濟不友善的錯誤信號。
我們必須警惕，台灣這種行政權力的擴張，將對言論自由與資訊獲取權構成潛在威脅。雖然「小紅書」的內容多為生活消費，但一旦政府習慣於以「緊急事件」為由，對特定境外資訊平台進行限制接取，未來任何被認為「高風險」或「不配合」的平台，都可能面臨同樣的命運。這無疑是為數位內容的審查打開了一扇危險的後門。
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者、前財政部部長桑默斯在批評某項政策時所言，我們必須避免讓政府的短視行動，導致我們「第一次為我們的國家感到恥辱…」。
更深層次的矛盾在於，台灣政府在打擊詐騙的同時，卻忽略了數位經濟的發展。年輕族群透過「小紅書」獲取資訊，反映了市場對特定內容的需求。
封鎖平台，並不能消除這種需求，只會將其轉移到其他更難以監管的地下管道，或是讓台灣數位內容產業失去一個重要的競爭與學習對象。一個健康的經濟體，應當鼓勵開放競爭，讓企業必須隨時接受外來的挑戰，才能提升其長期競爭力。
總結而言，台灣政府以緊急法封鎖「小紅書」的行動，絕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之舉。它以保護國民財產為名，實則犧牲了台灣數位經濟的開放性與資訊獲取的多樣性。長期下來，這種數位保護主義的傾向，將削弱台灣的經濟活力與國際競爭力。
台灣需要的，不是對單一平台的封鎖，而是更完善的跨國數位法規、更有效的執法合作，以及更全面的國民數位素養教育。否則，我們將會發現，當台灣政府試圖堵住的每一個漏洞時，卻在民主自由開放經濟體的追求過程中，鑿開了更大的裂縫與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