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轉型正義是什麼?它和課綱改革根本不同
「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公共討論中,通常指向威權時代的政治迫害與歷史清算。然而,當我們把目光移向教育場域,會發現數十年升學主義對特定族群、社會階層與學習型態所造成的系統性壓迫,同樣構成一種制度性傷害——卻從未被正式承認、問責,更遑論修復。108課綱以「素養導向」與「多元學習」為旗幟推進改革,但改革本身並不等於教育轉型正義。缺乏問責與補救機制的政策切換,很可能只是用一種新的不平等,悄悄取代舊的不平等。
本文將聚焦三個核心問題:誰在過去的升學體制中承受了可量化的制度性損失?政策設計者、學校與社會各自迴避了哪些責任?以及,真正的修復路徑應該長什麼樣子?
教育轉型正義的核心要素:不只是換一套課綱
教育轉型正義有三個不可缺少的環節:承認傷害、問責機制、補救行動。缺少任何一環,都只是改革,而非正義。
108課綱的政策語言主打未來願景,卻從未正式承認升學主義對哪些群體造成了結構性損害。沒有「承認」,就沒有後續問責的合法性基礎;沒有問責,補救行動就成了執政者的恩惠施予,而非被害者應得的修復。這是當前教育政策論述中最關鍵的缺口。
升學主義的受害者圖譜:誰承受了制度性損失?
在討論補救之前,必須先清楚界定「誰受了傷」。升學主義體制下,至少有四類群體承受了超越個人選擇的制度性剝奪:
偏鄉學生:長期面對師資不穩定、資源分配失衡,在同一套考試標準下競爭,起跑點的落差被制度合理化為「個人努力不足」。
技職體系學生:社會評價體系長期將技職定位為「讀不了普通高中的次選」,造成職業尊嚴的系統性貶損,這不是個人選擇的後果,而是課程分流設計所內建的階序。
學習障礙與非典型學習者:以單一標準化測驗作為唯一評量工具的體制,對這群學生構成制度性排除,而非個別能力問題。
原住民族學生:主流課程幾乎不反映原住民族的語言與文化知識體系,文化課程的邊緣化等同於一種知識暴力。
「教育機會損失」的概念在此至關重要:我們必須區分「個人選擇失敗」與「制度性剝奪」,後者才是需要被修復的對象。
問責缺口:政策、學校與社會各自迴避了什麼?
在教育部層次,政策轉換時從未進行「影響評估與損害承認」。改革論述以未來為導向,略過對過去的交代,這讓108課綱的推動缺乏歷史責任的承擔。
在學校層次,升學績效文化在行政運作與教師評鑑中仍以隱性方式存在。問責機制依然指向個人努力,而非制度設計本身的問題。
在社會層次,「考試公平」的迷思成為集體防衛機制——許多人寧願相信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也不願正視資源分配不均所製造的系統性不公。這種迷思阻礙了對教育轉型正義的公共討論。
現行補救措施的盲點:修補門票,還是改變競賽規則?
台灣目前針對弱勢群體的政策工具包括:原住民族升學加分、弱勢生保障名額、教育優先區補助。這些措施有其必要性,但共同的盲點在於——它們只是修補個人進入競賽的入場門票,而未改變競賽規則本身。
以弱勢生進入頂尖大學為例,錄取後的學習支持系統嚴重不足:缺乏文化適應輔導、經濟壓力持續存在、課業落差難以自行彌補。教育轉型正義不能止於入學那一刻。
真正的補救措施應追蹤以下指標,而非僅統計錄取率:
- 弱勢生四年畢業率與學業完成率
- 進入職場後三至五年的薪資與社會流動數據
- 原住民族學生的雙語學習成效與文化認同指標
國際參照:芬蘭與紐西蘭如何處理考試體制的歷史遺留問題?
芬蘭廢除能力分班後,並非單純刪除舊制,而是同步重建師資培育體系與個別化學習支持系統。改革的核心不是「消滅競爭」,而是確保每位教師都具備回應多元學習需求的專業能力。
紐西蘭針對毛利族學生所受的教育損害進行系統性政策承認,並以《毛利語言法》為基礎,建立文化回應課程的法定義務。這不是優惠措施,而是對歷史傷害的正式修復。
兩個案例的共同啟示是:轉型正義需要法律層次的承認與配套制度的同步建構,而非僅靠行政命令或單一課綱版本的更替。
台灣高中現場能做什麼?給教師、家長與政策制定者的具體建議
教育轉型正義不只是中央政策的任務,高中現場同樣有可介入的空間:
教師層次:在課程設計中主動納入多元評量方式,減少對單一書面測驗的依賴;在教學反思中練習辨別「學生能力不足」與「制度設計排除」的差異。
學校行政層次:停止以「升學率」作為唯一的學校成效指標;建立弱勢學生的個別化追蹤機制,至少涵蓋就讀期間的完整學習歷程。
政策層次:教育部應在每次重大課綱調整前,公開發布「制度性影響評估報告」,明確說明哪些群體可能因政策切換而承受額外負擔,並提出配套補救方案,而非在改革後才事後補救。
教育轉型正義的起點,是願意說清楚「過去的制度對誰造成了什麼傷害」。台灣的升學主義鬆綁已走了超過十年,現在需要的不只是繼續往前,而是回頭確認有哪些人被遺留在改革的縫隙之中。
常見問題 FAQ
108課綱是課程內容與評量方式的改革,著眼於未來的教育方向;教育轉型正義則要求正式承認過去升學體制對特定群體造成的系統性損害,並建立問責與補救機制。前者是改革,後者是對歷史不公的修復,兩者目標不同,不能相互取代。
加分措施有助於改善升學機會,但並不構成完整的教育轉型正義。真正的修復還需要包含:正式承認文化課程邊緣化的歷史損害、建立文化回應課程的法定義務,以及追蹤原住民族學生入學後的完整學習與社會流動結果。
教師可以從課堂層次開始行動:採用多元評量方式、在教學設計中降低對標準化測驗的依賴,並練習辨別學生的學習困難究竟源自個人因素還是制度性排除。這些日常決策,累積起來就是對升學主義文化的實質鬆綁。
最迫切的是建立「制度性影響評估」的政策慣例——每次重大教育政策調整前,教育部應公開評估哪些群體可能因政策轉換承受額外負擔,並提出配套補救方案。沒有這個承認與評估的步驟,任何改革都可能在解決舊問題的同時製造新的不平等。
〈教育轉型正義從何做起?升學主義鬆綁後台灣高中現場的真實樣貌〉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668 ENews 新聞網》。